时间: 2024-06-18 03:56:35 | 作者: 气流比重分选机
东莞市副市长李小梅强调，企业劳动环境不理想是缺工重要原因，“若企业不注重用工环境，他们就不会选择来东莞打工”
大儿子不堪工作之苦自动离厂，二儿子被机器轧残了手，母亲为儿子讨说法也被工厂开除。东莞缺工的原因似乎就藏在这一家人的经历中
就在四个月前，38岁的韦桂琼来到东莞打工时，还做着发家致富的美梦。那是她头一次出远门，坐了17个小时的长途班车。
与她一起来东莞打工的还有17岁的大儿子，而16岁的小儿子何继斌比他们提前半个月到了东莞。
韦家在广西宜州市洛东乡王格村，种田及养蚕的收入每年只有五六千元。想到在东莞打工三个人每月都能有几百块钱的收入，韦桂琼当时很激动。
今年2月19日，韦桂琼和大儿子顺利进了大朗镇的一家毛织厂，韦的工作是检查衣服有没有破洞，同时剪掉线元的收入。她“每天最多查200多打”。
韦的工作时间表是：每天早上7点半上班，11点半下班吃午饭，两小时后继续上班，一直干到晚上6点，休息一个半小时后继续加班，一般要到晚上11点才能收工。每月“出粮”(发工资)的当天，韦桂琼可以休息一天，她每月平均要工作320－340小时。这个劳动时间比劳动法规定的整整多出100－120小时。
在东莞打工的四个月里，韦没有吃到过早餐，午餐可以吃到两三个菜，一周能吃一天荤菜，“荤菜仅仅是用油渣炒出来的”，晚餐同午餐一样，夜宵是稀饭和两个菜，“饭可以随便打，菜只有一份”。为了这份伙食，厂里每月从她工资里扣70元。
韦的大儿子干了两个月后就跑回老家了，他每月的工资是底薪500元加每天5元加班费，“他说以后再不进工厂了”。而早于他们来东莞打工的小儿子何继斌却出了事。
何继斌去年到东莞打工的时候还不满15岁，因为没有办身份证，他只能到一些小厂找活计。
“第一个厂是手袋厂，听说要通宵加班，没敢去；第二个厂是玩具厂，进人要求低，我借了老乡的身份证进了这家厂。”在这家厂里，何继斌为模具修补工人打下手，每天早8点上班，一直干到夜里10点，中间有两小时的吃饭、休息时间。早餐没有，午饭和晚饭一样，两个素菜每人一份，米饭随意。何继斌干了一周就受不了了，“模具太重，搬不动”。由于没干满一个月，他没领到一分钱工资。
今年春节后，何继斌进了东莞一家胶带原料厂，每天上9小时班，月工资400元。
工厂24小时开工，工人三班倒上班，何继斌被安排到夜班，为此老板给他增加了50元工资。何早上7点下班，回宿舍睡觉，中午吃饭后接着睡，下午5点吃饭，晚7点半开始上班。厂里没有夜宵，但每天给2元钱补贴，饿了，何继斌就和同事买方便面吃。
住宿的地方很差，宿舍是铁皮屋顶的平房，四人一间，墙壁上只有一架摇头小风扇。中午天气很热，而宿舍门口就是挑拣废料的地方，“很吵，很难睡好。”
何继斌上岗前就没有受到任何业务培训，直到现在他还是不知道操作的是什么机器，“别人只告诉过我不要把手放到出料口里去，我的手被轧了以后，才有人说以前就有人被轧过手。”
4月7日晚上，何继斌又上班了。他的工作是挑拣废胶带，把可通过的放到机器里，再从出料口把滚烫的已经融化成浓粥一样的原料拿出来。
晚上9点半左右，机器的皮带传送轮出了问题，何继斌把左手伸到皮带下面检查，右手扶着墙。“不知怎么搞的，右手碰到了墙上的电源开关，皮带一下转动起来，左手卷进了皮带轮，然后又被甩了出来。”
何继斌左手的食指、中指和无名指立即血流如注，“三个手指都不会动了”。老板派人把他送到东莞市人民医院，当时的病历显示“三指被轧伤，无名指第二关节只有皮肉相连”。
住院一周，老板每天给10元钱，让他买有营养的东西吃。住院一周后何回到了厂里，“老板说在医院也是睡觉，回厂里一样睡。”在出院后的10天里，老板每天给他6元钱，“让吃点好的”。
5月28日，何的手拆线。第二天，老板娘就叫何继斌与女工一起捡废料。由于手指仍然发麻、疼痛，何继斌手头很慢，“慢了就要挨骂，老板娘骂白话，我听不太懂，天天挨骂就不想干了。”
按照每天15元，住院休息期间工资照发的标准，老板算出了5月1日至6月20日的工资：50天工资750元，另外再补750元算是了结工伤。加上前两个月750元工资，何继斌工作50多天，以一个手指残疾的代价换得2250元。
韦桂琼觉得老板补偿太少，第二天给老板打电话，要再加点。“老板说他问过很多厂，工伤最多休息一个月，已经补的750元给了是人情，不给也不违背道理。”
劳务管理站站长宋词打电话与厂方交涉，厂方说愿意私了。双方见面，韦桂琼明白准确地提出要对方赔三万，“他们说我是敲诈，不愿意私了了”。
“私了”行不通只能“公了”，宋词建议韦桂琼带着何继斌先到医院验工伤。何到了医院，医生不给做鉴定，要他们先办好社保局的证明，再带着身份证才能做，韦桂琼又找社保局，对方说要有何继斌是该厂职工的证明，比如工作证、饭卡、胸卡才能开证明，而何继斌所在的这家小厂从来就没办过这么多东西。韦桂琼又没了办法。
“公了”行不通，还是得“私了”。韦桂琼的老乡再次帮她打电话给老板，最后双方商定给一万。三天后，老板又变了卦：“你们还是验伤找劳动局‘公了’吧”。
为了处理儿子的事，韦桂琼连续请假被工厂开除。这一下，来东莞淘金的广西农妇彻底没了办法。
长三角6城市的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全国平均数高8.5％，东莞却整整低了16.8％
1997年以来的7年，外来工的绝对收入与广东全省职工平均薪资水平差距越拉越大
“东莞的工厂伤了很多人的心，他们回去会影响好多人。”智通人才市场塘厦分部副总经理宣蕴刚闲聊时这么说。
“招工难的直接原因是我市企业用工环境不佳”，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与劳动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了东莞缺工状况后，在调查报告中分析了缺工原因。“企业用工环境不佳，对产业工人的吸引力明显减弱”。“用工环境”是指工资待遇、企业管理和企业诚信。
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为450元／月，在劳动力市场，几乎各家工厂招聘工人开出的底薪都是450元，加班费按照劳动法规定执行，“真实的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一位业内人士介绍，“在那些小厂绝大多数没有加班工资。”
“大部分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45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更是形同虚设。工人加班加点，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拿到的加班工资却少得可怜。在洪梅镇一家大呼招工难的制衣厂，现有员工217名，翻看其2003年11月的工资单，赫然发现工资低于300元的有71人之多。再一问，加上每个月扣除伙食90元后，实际到工人手上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报告这样描述工人待遇。
东莞基业人才市场自2003年起，对珠三角的电子、制造、建材、日常消费品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每年做一次薪酬调查报告。调查显示，2002年东莞欧美外资企业生产工人平均月薪为731元，试用期间为566元，日资韩资企业正式生产工人月薪为718元，试用工人为612元，港资台资正式工人的工资是571元，而试用工人只有507元。
2003年，欧美外资企业生产工人工资上升为855元，日资韩资企业工人工资上升到820元，港资台资企业上升为650元。生产工人工资总体升幅为6.7％，与经理、主管、工程师、办公室文员四种职位相比，升幅为最小。
去年7月，中山大学城市与规划研究室主任、广东省人大常委阎小培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表示，20年来，珠三角的劳动力成本一直都只有500元。
今年7月，广东省总工会公布了在全省开展的对外来工基本状况的规模最大调查，这次调查面向全省12个市，收回近7000份有效问卷。对外来工工资收入的调查的最终结果表明，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国家纳税标准)的占48.2％，月工资收入在1200元以下的占近八成(78.7％)，月工资收入在1600元以下的高达89.4％。而广东2003年全省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收入为1675元，也就是说，外来工中仅一成的人月工资收入达到全省职工的平均水平。1997年以来的7年，外来工的绝对收入与全省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差距越拉越大。
今年年初，国家劳动力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报告显示，全国24个城市的企业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为每月660元，长三角6城市的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平均数高8.5％，深圳高5.4％，东莞却整整低了16.8％。
东莞市劳动局局长莫海明在7月8日的“纪念《劳动法》颁布十周年外商投资企业座谈会”上，介绍该局今年上半年受理来信、来电、来访1.6万多件次，其中有47％反映被克扣、拖欠工资，20％反映辞退补偿问题，17％的人反映加班时间过长，还有10％集中在工厂扣押身份证、暂住证的问题。
在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做的调查研究中写道：“拖欠工资在我市许多企业已经司空见惯。今年年初，市劳动局开展的一次劳动执法大检查，尽管在检查之前已经提前通知企业进行自纠自查，但在随后检查的133家各类企业中，存在拖工资情况的还有101家，欠薪总额达到3039万元。”
吃不好、睡不好，无休止的加班。东莞市副市长李小梅强调，企业劳动环境不理想是缺工重要原因，“如果企业不注重用工环境，他们就不会选择来东莞打工”
“吃不好，睡不好，工作时间长，工资又少(每月450元)。我们就跑出来了。”他们都来自广西河池，刚从技校毕业，学校把他们送到那个厂里，但是他们不愿意在那里做下去。
这是一个玩具厂，他们每天工作13到14个小时，四天里，他们吃到的菜只有南瓜和胡萝卜，有时候他们还在餐具里发现上一餐的剩饭。“饭是可以加的，但菜就这么多，油水又少，很容易就饿了，每天都是饿着肚子上班。”
他们每天都工作到夜里11点多，然后回到12－16个人一间的宿舍，宿舍里有一个风扇，“很挤。”
离开这家厂后，他们找到了河池驻东莞劳务管理站，6月18日，站长宋词把他们和另外一名打工者一起送到了一家万人大厂。
他们认为这个厂工资不少，工作时间也不算长，主要是工作环境不好。“车间里太热，皮肤过敏”。“声波很刺耳，我受不了”。“一个月里，发生两起事故，工人的手被轧了”。
他们对伙食和住宿也不满意。每餐两个菜，一荤一素，“说荤呢，只是带点油水。菜太少，也不好吃，感觉还是吃不饱啊。”他们住宿的房间是16个人一间，里面有床架，有风扇，每间有两个卫生间，“这么多人，冲凉是个问题”。
在这里，他们每周工作六天，每天10小时，星期六算加班。他们的底薪450元，但是要扣除伙食、住宿费230元，平时加班4.03元／小时，星期六加班5.3元／小时。一个月下来，他们的工资是500元，其中两个人上夜班，多了50元补贴；一个请过一天假，扣了20元；另一个有一次没完成任务，扣了30元。
今年5月，东莞市副市长李小梅在市政府全体扩大会议上再次强调，企业劳动环境不理想是缺工重要原因，“如果企业不注重用工环境，他们就不会选择来东莞打工”。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执行理事刘开明说：“发展了20年，工厂还是没能营造出一个工人愿意在里面生活的社区环境。”
“有相当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作环境、管理水平、员工生活水平仍然停留在十多年前的水准。不少企业对外来员工缺乏基本的尊重，随意打骂工人，扣押身份证、暂住证，企业文化、人文关怀更无从谈起。”东莞市委政策研究室做的调查研究反映了东莞企业的客观现实，而一名打工者的死亡则为这段话做了一个冰冷的注脚。
广西一名农妇因为发烧最终导致死亡，在她治疗过程中，厂方的反应是为她记录旷工和罚款。她死亡后，厂方只答应出12700元善后
今年6月18日，在东莞东坑镇打工的韦美仁开始发烧；7月2日早晨，她死在了医院里。
32岁的韦美仁是广西东兰县纳怀村村民，今年4月20日到东坑镇一家大型玩具厂做工。
工卡有两份，一份按国家法律规定，只记录一周5天，一天8小时的工作时间，另一份则记录了加班的情况。“8小时的工卡应付有关部门的检查，这一份加上加班的一份才是真正的工作时间。”一名工友告诉韦美仁的丈夫韦文学。
18日韦美仁开始发烧，这天，“8小时工卡”上、下午都是“请假一天”。晚上加班，“加班卡”上“进厂”的时间是18点20分，“出”的一栏却空白，一名工友说，当晚韦美仁觉得很难受，没加完班就回宿舍了，于是“加班”上写着“旷工”。
“旷工”一次罚款50元，而韦美仁工作一天还挣不到30元。“旷工一天就等于白干两天，”韦文学说，“不是到了坚持不下去的地步，她是不会回去休息的。”
19、20日为双休日，“8小时工卡”这两天为空白。“加班工卡”则记录着从早上7点半到晚上11点半，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大约为13个半小时。“这两天她觉得烧有些退，坚持去上班。”韦文学说。
22日，“8小时卡”记录工作8小时。“加班卡”上空白，因为“晚上又去看病了。”
23日，“8小时卡”记录工作8小时，“加班卡”的晚上加班一栏为“旷工”。“晚上去看病，请假没被批准，就成了旷工”。
24日，两张卡都是“旷工”。“这两天病情加重，去东坑镇医院看病，请假又没被批准。”
25日，“8小时卡”记录早上8点上班，但下班一栏空白，“加班卡”晚上加班一栏为“请假”。“这天病没好转，她请老乡帮忙请假。”
26日至28日，卡上写着“请假三天”。“26日起她的病严重恶化。27日晚上10点到医院打针后被老乡扶回宿舍。28日，病情没有好转，也没有钱去医院看病，向厂方借钱未果，一名主任私人垫了105元钱，晚上11点多打完针，花掉医药费83元。”
29日之后，“8小时卡”和“加班卡”都是空白。“29日、30日，几个老乡凑钱送她到医院打针；7月1日，老乡向厂方借钱，没借到，打一针后回宿舍。夜里12点，同宿舍的人听见她粗重、短促的喘气声，但是直到凌晨1点半才由厂医院医生打120求救。这时她大小便失禁，已经昏迷。”
7月2日早晨6点30分，韦美仁在东坑镇医院死亡，对她的病的诊断是颅内感染、心肌炎、多器官功能衰竭。
妻子死亡后，韦文学从老家到东莞处理后事。厂方只答应出12700元善后，韦文学不愿意，当地劳动局劝他接受这个数字。
据介绍，韦美仁的死亡很难被定为工伤。事实上，工伤在珠三角的企业中是一个极其敏感的字眼。刘开明博士研究了深圳市1994年至2003年工伤状况，“工伤事故及伤残人数在深圳是个敏感数字，《深圳市统计信息年鉴》中有关工伤事故和工伤保险的资料少得可怜，而且总是尽可能地模糊。但可以看出端倪。累计发生断指、断臂、断腿及因工死亡的工伤案件近5万宗。从1994年以来，深圳的工伤事故呈明显上升趋势，工人的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他们不是只为赚钱的一代，他们没有过重的经济压力，他们还有自己更为高远的人生规划。当企业无法满足他们时，他们选择离开
按时间算，现在的工厂迎来了“计划生育一代”。在企业眼中，20多年前的计划生育除了使现在的劳动力供应量减少外，这一代人也没有过去的工人能吃苦了。
19岁的李承平确实想再考虑一下。高中刚毕业的他从广西跑到东莞求职，7月中旬的一天，他在人才市场逛了一上午后显得颇为沮丧。“我什么都不会，只能学。”当学徒只有400多块，熟手转正了也只有700多。
招聘场里的成都西南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生刘某则有自己的想法，“做设计的经验积累很重要，我现在只想找个正规的厂家，给作机器的机会。”刘打算学会了技术就去深圳或者回四川老家，“回老家我就是这行里一流的人才。”
“现在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和上一代打工仔已经很不一样了。”深圳当代社会观察所执行理事刘开明分析说，“上代人打工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赚钱，新一代年轻人更希望借助到经济发达地区打工改变命运。”
广东省总工会做的外来工生存状况调查中，在对外来工出来务工的主要目的和主要收获这两个问题的回答中，都设置了开拓眼界、学习技术、发挥才干和赚钱这4个选项。统计结果发现，赚钱(41.8％)是外来工外出务工的最主要目的，而他们外出务工后的最主要收获却是开拓眼界(36.0％)。调查还发现，稳定就业和自我发展是外来工当前最注重的两个问题。
外来工生存状况调查发现，58.2％的人“极少有业余时间”。记者采访的企业中，没有一家是不需要加班的，每天工作10个小时已经算少，大部分都是11小时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5、16小时。同时，只有一家企业表示执行了五天工作制，别的工厂都是每周六天，更严重的工厂只在每个月发工资那天放假休息一天。
对多数外来工来说，业余文体生活单调枯燥，打球(28.9％)、唱卡拉OK(27.8％)是首选。
对此，新一代打工者显然是有所“挑剔”的。挑剔的后果之一是：工人难招、招了难留。
一名工厂的人力资源主管抱怨年轻人越来越“娇气”：“有几个年轻工人，早上要吃家乡口味的稀饭，煮饭的大师傅不会做，他们就辞职走了。”
另一个工厂的人力资源主管则抱怨，四川的中专毕业生越来越难招了，“每次打电话到学校要人，对方就说我们不习惯你们那里的气候，学生不愿意去。今年没有招到一个四川的工人。”
对这种变化，东莞市的有关调查报告中写道：“新一代的劳务工人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自我保护、自我增值意识加强，对一些企业侵害工人权益现象不再忍气吞声，遇到合适的工作机会便会‘弃暗投明’。”
东莞市人才市场的调查根据结果得出，今年普工的流失率是15％，而过去一直是10％左右
“新一代年轻工人承受的经济压力比上代人要小，而且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更多，种种因素导致了珠三角工人流失率的快速增高。”刘开明说。
广西河池市驻东莞劳务管理站站长宋词和记者说，“我们送去的工人，能有70％的稳定下来就算成功了。”
刘开明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劳工问题，他在工厂调查中了解到，以前工人的年流失率大概是25％－30％，现在工人进厂第一个月的流失率是40％，有的超过50％。
东莞市基业人才市场也做过调查，他们调查的结果，今年普工的流失率是15％，而过去一直是10％左右。
流失的工人去了哪里？基业人才市场做过一份员工离职后流向调查，调查的范围有管理层、工程师、技术工人和普通工人。调查发现，东莞的工人除在珠三角内部流动外，其中9％到了长三角地区。
调查者特意提出了苏州，苏州在中国200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名列第五，其中企业本体竞争力排名第四，调查者指出，慢慢的变多的人才流向苏州工业园。
而在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长三角和内地的竞争是此次缺工的原因之一。东莞市政策研究室的一份报告中说：长三角异军突起，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过去“广东独秀”已被“全面开花”局面所取代。产业工人的流向从过去“发财到广东”变为“东西南北中”，尤其是流向华东地区。劳动局方面的说法是：“以往湖北、安徽来广东打工的人数要远超于去长三角的人数，现在已经基本持平了。”
与广东比起来，长三角似乎有很多优势。东莞市塘厦镇一个港资企业的人力资源主管对记者说：“东莞的地方政府执法不力，最低工资标准等规定无法保障，工作环境也得不到太大的改善，事故是常有的。听说上海、苏州那边要规范得多。”
刘开明在考察中则发现长三角地区的企业管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人性化，而广东的企业大多等级森严。他某些特定的程度上认同那位主管的说法，但是作了一些更正：“广东也有很好的企业，长三角那边也有比较差的企业。这个很难说。”刘开明在浙江考察时碰到过一些以前在广东打工的工人，他们是听老乡介绍浙江的环境比较好，工资也高，从而放弃了广东。
内地发展也是分流工人的一个原因。一名老家在湖南岳阳的工厂人力资源主管说：“内地工资并不比东莞低多少，就算低那么一两百，那些工人也只会愿意在家里，出来一趟是需要成本的。”记者向一些企业的老总和人力资源主管询问为啥不提高工资吸引工人时，他们表示提高工资就提高了成本，同行业别的企业不提高的话，自己就失去了竞争力。
